曹建紅

對小小說情有獨鐘，緣于兒時的一些記憶。我生在太行山深處一個偏遠的小山村，祖輩務農。

鄉下的貧困不僅在物質的緊張，更在于精神生活的匱乏。農活之余，村民們為數不多的文化活動，除了在年節期間請戲班子唱幾場大戲之外，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家家戶戶墻上的有線廣播盒子，定時聽聽電臺播送的新聞聯播和廣播劇，可以毫不夸張地講，這就是山里人聯系外面世界的唯一途徑。

40多年前，我幾乎是聽著廣播長大的。至今還記得王剛的《夜幕下的哈爾濱》，袁闊成的《三俠五義》，是多么讓人著迷。學校是復式班，沒有大城市的圖書館，像《平原槍聲》《呂梁英雄傳》《三國演義》《紅樓夢》等長篇文學作品都是那個時候聽來的。

學生娃們尚且如此，我們那些老鄉就更沒有享受文學熏陶的機會了。不過在田間地頭，歇晌之暇，我發現還是有不少農人，手捧一本薄薄的雜志讀得津津有味。

這就是所謂的“一袋煙小說”，他們短小精悍，寓意深刻，富有生活氣息，反映當下生活，很接地氣，深受老百姓喜歡，茶余飯后成了人們精神上的一種享受。

半個世紀之后，我國進入信息化數字化時代，碎片化閱讀的普遍化，為小小說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，但另一方面又客觀上對小小說從內容到形式的提升有了更高的要求，不然很容易被爆炸式增長的信息流淹沒。

如何用盡量小的體量反映盡可能廣闊的社會面貌，就成了小小說創作的一個重要的藝術技巧。畢竟與中長篇相比，小小說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內承載更多的細節，宏大的敘事。

這就要求小小說作者另辟蹊徑，通過特殊的藝術手段來達到“小小說，大體量”的藝術效果。比如借鑒詩歌、戲劇、繪畫等藝術門類中以實寫虛的技巧，舉重若輕，以一當十；比如唐詩中，“窗含西嶺千秋雪，門泊東吳萬里船”，借用眼見之小實而寫眼不可見之大境之虛；比如臺上三五人，喻指百萬兵的戲劇化筆法。

在這一點上歐陽明《掛在故鄉的鑰匙》（原載《山西文學》2020第一期）就是這樣一篇具有探索意義的成功之作。這篇小說從小處著眼，借一串小到可以忽略的鑰匙這一小物件結構全篇，并不刻意情節的敘述、環境的描寫、人物的塑造，而是以城市化進程中“正在消失的村莊”何去何從的宏大歷史洪流中一串無人經管的鑰匙的經歷，深刻反映了當下鄉村振興的艱巨性和必要性。

小小說獨特的藝術魅力，也正在這微雕般的技法之外熠熠生輝。我愛小小說，因為她是大眾化的藝術形式。